科技政策

重振科研倫理,兼備基礎應用

基本立場

國家投資科技研究與科學教育有幾層目的:
(一)培養建立求真、求知的價值觀:例如當媒體報導塑化劑、瘦肉精時,如果社會大眾懂得從劑量、風險、成本的角度思考,就可減少許多恐慌心態,減少許多社會成本。
(二)培養人才:透過科研工作的培訓,培養有解決問題能力的高階人才。
(三)創造知識:研究探索未知,其成果為知識的創新,部分的研究成果(如粒子物理、天文、
數論)可有長遠的影響,部分的成果(如醫學、農學、工程)可有較為即時的社會效益(如健康、經濟、政策)。

研究常被分為基礎與應用兩類,有些研究起源於探索未知,雖未著眼於其應用價值,日後卻有極其重要的應用價值。應用型研究,求的是短中期回報,基礎研究可視為中長期的投資,短期雖無效益,但一旦有成,即可能是顛覆性的重大突破。我們今天使用的科技,如智慧型手機、衛星定位、網路、觸控式螢幕、微處理器、太陽能面板、基因分析、腎臟移植、肝炎疫苗、核磁造影,都是源自於基礎研究。
短中期回報的應用型研究,企業界本就會投資,且基於成本效益考量,會比政府投資更有效率,政府該做的是法規制度面減少干預限制。學研界的研究能量,要能夠與業界接軌,讓學界瞭解產業及社會的需求,也鼓勵產業界投資學界的研究及人才培育,制度上讓人才能在學研界與業界通暢的流通,減少產學落差。應用型研究,有的是提升產業(如電子業)的產值,很容易作為投資效益的指標,但也有其他類型的社會效益,常被忽略。如醫藥衛生的研究,固然可以研發新藥,可有很高的產值,但也可以減少疾病的發生(如B肝疫苗減少肝癌的發生),減少醫療支出,減少社會成本,其重要性就不只是疫苗的產值可以衡量的。在評估科研的應用效益時,應考慮各面向的社會效益,不要只著眼於產值。
中長期回報的基礎研究,不是企業願意資助的對象,因為上市企業為了股東利益,會著眼於中短期的投資與獲利,只有政府才能為了長期的公共利益,長期穩定的投資於基礎研究。歷史告訴我們,看似無用的基礎研究,經常帶來突破性的科技創新,帶來極大的投資回報。傳統影響生產力的因素,例如土地、勞動力、資本,造成的是線性成長,只有科技的進步可以帶動更進一步的科技與產業的發展,造成正向回饋,促進指數性的經濟成長。所以在政府科技預算中應有一定比例給基礎研究,提供長期穩定的投資。基礎研究一時看不出應用效益,決定投資時應以其創新性為重要考量。政府資助科研計畫時應鼓勵大膽創新,發掘探討新的問題,開拓新的研究領域,審查時選擇具突破潛力的計畫,接受高風險的嘗試,在制度上容許高失敗率,不以過去論文數量作為審查的主要依據。

願景

一、鞏固學術倫理。研究需重學術倫理,只有在誠實、負責、專業、客觀、嚴謹、公正的基礎上,學術研究才能有效率的進行,也才能獲得同儕與社會的信任與支持。學術倫理有賴學術社群努力維護,透過教育宣導,引導正確的學術風氣,杜絕歪風。
二、積極研究新科技。許多科技發展對社會帶來重大影響,例如人工智慧將改變許多產業的運作型態,改變就業市場,無人車及無人機將改變交通及物流型態,與其討論其負面影響,不如鼓勵多研究因應之道,用新思維面對、利用新情勢,取得先機。
三、改善人才流失困境。目前大學普遍困境是學生對研究缺乏熱情,對未來就業市場缺乏信心,許多科系招不到研究生。部分原因是媒體渲染,部分是因為過去高教過度膨脹,適度的縮減是應該的,但因人才培育需時甚長,任由市場機制調控則人才供需波動太大,政府仍應採取措施鼓勵唸研究所,高等教育中則應讓學生瞭解出路的多元化,以減輕對就業的疑慮。另一危機是優秀人才的流失,由於研究人員的薪資與國際相比甚低,加上中國、香港、新加坡的高薪挖角,流失優秀人才日益嚴重,自國外延攬人才也日益困難。除了薪資較低外,缺乏研究生也是優秀老師流失的一重要因素,因此一方面應將公教分離,讓高教薪資與公務員脫鉤,可依研究績效調整,一方面採取優惠措施培育研究生及博士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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